解放初期，中国的纺织工业原料主要依靠天然纤维的棉、毛、麻、丝，远远不能满足亿万人民穿衣的需要。钱宝钧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发展化学纤维工业。为此，他提出要发展国内化学纤维工业，而要发展化纤工业，必须教育领先。为此，他于1954年与化纤专家方柏容教授联名上书纺织工业部，建议在华东纺织工学院创办第一个化纤专业，当年获批并招收培养一批化纤人才，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化纤人才短缺问题。
钱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创了中国以棉绒为原料的粘胶纤维研究。1976年，七十岁的他研制成功第一台纤维热机械分析仪；在步入八十高龄之时，他又不畏艰难开始了纤维大分子缠结理论研究，这是当时国际领先的科研项目。钱老带领学生使大分子缠结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中国纺织纤维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做研究就应解决关键技术，服务国计民生。”这是改革开放恢复招收研究生后的第一届硕士生、钱宝钧先生的弟子潘鼎教授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他从恩师手中接过科研报国的接力棒，用毕生的精力专注碳纤维一件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头号战略武器洲际导弹面临最后两项久攻不克的技术难题。其中一个“拦路虎”就是航天级高纯粘胶基碳纤维。在各方攻关始终未能成功的巨大压力下，潘鼎教授毅然决定勇挑重担，带领课题组向“卡脖子技术”发起冲击，改用新的碳丝路线来研制产品。
说起当年的困难，东华大学碳纤维项目组现学术带头人、201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陈惠芳仍深有感触：“当年我们课题组可以说是‘三无’：一无研究资料和基础，二无场地，三无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哪怕是失败的经验。当时大家就在潘老师的带领下，一切从零开始、奋力一搏。”
陈惠芳老师回忆道，为了早日研制出国家急需的碳纤维产品，潘鼎教授经常通宵达旦地扑在生产一线，无论寒暑，不畏苦累，把车间当成家，困了就在钢平台上躺一会儿，有时甚至只睡两个小时就又投入到工作中。没有场地，课题组就借用一个大集体厂的废弃厂房，不管严寒酷暑，潘老师每天都要乘坐四个小时长途汽车到松江进行试验。学校的实验室面积不够，连洗手间都征用了……在如此艰苦的科研条件下苦战多年，潘鼎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制了集美、俄两国同类产品性能所长的航天级高纯粘胶基碳纤维，为战略武器飞天提供了关键性的技术支持。
潘鼎此举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航天级高纯粘胶基碳纤维研制技术的国家。
项目成功了，潘教授的身体却敲响了警钟，心脏多次进行手术，在2008年上海市庆祝教师节主题晚会上，主持人问及潘教授这样的付出是否值得？潘鼎响亮地回答：“这是国家的需要！这也是我对国家的承诺！我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国防尖端关键材料的研制。当年我为振兴中华而读书，今天我为中国之崛起而奋斗！”
2019年3月2日，潘鼎教授逝世，但是他科学报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将在一代代东华材料人中传承下去。
碳纤维作为撑起大国重器的小材料，潘鼎用它为导弹编织“防护服”，陈惠芳从潘老手上接过接力棒，立足新征程使命，把科研方向瞄准国产碳纤维的产业化！她说：“要让中国高性能碳纤维更‘强’。”
谈及这份执着，陈惠芳告诉记者，高性能碳纤维是个好东西，但高昂的进口价格和严苛的技术封锁严重制约着中国碳纤维的发展。
“我就不相信咱中国人造不出高质量的高性能碳纤维！”怀着朴素的爱国情怀，陈惠芳凭着一股劲儿，全身心投入到高性能碳纤维的研究事业中。
如今，陈惠芳科研团队联合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不断摸索、反复实验，终于突破了制备高性能碳纤维的先进技术——干喷湿纺。
中国首个采用干喷湿纺工艺的千吨级碳纤维生产线已正式投产，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制备出的碳纤维产品性能与国际同类产品相当。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改进，如今，该条生产线每年能生产近5000吨原丝和2000吨碳丝，产品实现了产业化并批量供应市场，打破了国外高性能碳纤维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长期垄断，该项目荣获201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陈惠芳表示，高性能碳纤维要实现完全自主国产化依旧需要不断地技术攻关，未来高性能碳纤维在大飞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都有着很大的应用前景，如今她的碳纤维团队中又补充了不少新鲜血液，千钧系于一丝，一代代东华人对于高性能碳纤维的研究永远不会止步，他们将用毕生精力为中国“纤维强国梦”贡献力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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